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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中)

    作者:坎貝爾·弗雷澤 王亦烊(編譯) · 2022-05-09 來源:中國反邪教網

    【中國反邪教網2022年5月9日消息,通訊員:王亦烊】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知名器官移植問題專家坎貝爾·弗雷澤(Campbell Fraser)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The Falun Gong Political Narrative: Creating the Illusion of So-call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通過研究“法輪功”邪教組織及其成員構成,分析了“法輪功”編造“器官活摘”謠言的目的,揭露了“法輪功”對質疑、批評其謠言的相關人士所采取的卑劣行徑。中國反邪教網全文翻譯,此為第二部分。

       

    本文作者坎貝爾·弗雷澤

    “法輪功”的政治敘事:編造所謂“器官活摘”謠言(上)

    “法輪功”聲稱的所謂“器官活摘”——2019年1月的情況

    國際“法輪功”激進主義經常攻擊參與器官移植的醫學專家,他們在全球發起運動,各地相互配合,通過所謂的“器官活摘”博取全世界的同情。這儼然已成為該組織賴以生存的救命稻草。

    2015年1月,中國正式建立起器官捐贈體系。截至2016年9月,在中國成功獲得器官移植的外國人顯著減少。事實上,鑒于中國目前器官短缺,我還遇到了前往其他國家進行移植的中國公民。截至2019年1月,只有極個別外國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均發生在未經政府批準、私自經營的黑診所里。盡管鐵證如山,但“法輪功”的骨干成員依然嘴硬——因為如果所謂的“器官活摘”失去可信度,那么“法輪功”此前向全世界提出的“受害者”理論也將站不住腳。

    上文講過,我是一個國際團隊的成員,在器官移植的各方面都具備專業知識,并經常與中國移植專家合作。該團隊與中國醫生合作,他們為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治療服務,為患者進行移植手術做好準備,并在患者接受供體器官后為他們提供終身善后護理。該團隊還與一些外科醫生合作,這些外科醫生從捐贈者那接受供體器官并將其移植到接受者體內。此外,他們還與負責獲取、保存、運送和分配供體器官的中國器官獲取組織(OPO)合作,該組織會基于臨床需求和名單上的等待時間來決定誰先接受供體器官。最后,該團隊還與醫院管理人員、衛生部代表和患者倡導團體合作。

    但是,我并沒有找到能證明中國“器官活摘”的證據。因此,我本人會繼續支持和鼓勵還在進行中的器官移植改革。雖然新的器官移植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確實已經取得了重大改進。

    盡管提供了上述證據,但“法輪功”仍然堅持認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他們都是“器官活摘”的受害者。他們在許多地方仍然開展此類宣傳活動,均有記錄。但值得探究的是,為什么“法輪功”選擇“器官活摘”作為他們的核心話題。

    首先,“法輪功”的教義對醫學持普遍懷疑態度,而這一點被“法輪功”三級領導層利用到了極致。在他們的教義之下,修煉者對移植的整個概念充滿懷疑。在香港器官移植會議上,我就曾被“法輪功”學員抗議——他們認為器官衰竭的人都該死,器官衰竭是因果報應的結果,接受他人器官移植只能帶來排異,只會破壞移植的器官?!胺ㄝ喒Α比夘I導層之所以在政治宣傳中以器官移植外科醫生為目標,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故事很容易被二級修煉者理解和接受。它在“法輪功”內部影響力很大,符合其一直以來的敘事風格。

    然而,國際社會一直歡迎中國移植專家的參與和融入,而此舉更是促成中國與其他器官移植體系早已成熟的國家間密切且高水平的接觸。2016年至2017年的參與更是促成雙方的合作,按照國際標準在中國發展器官移植,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外界對中國器官捐贈和移植的了解。正是通過這種接觸,我們可以自信地說,“法輪功”的謠言毫無依據。

    這種國際參與對“法輪功”來說是一場公關災難。他們的反應極其激烈,分別在2016年9月香港國際器官移植大會、2017年2月梵蒂岡“反對器官販賣全球峰會”和2017年9月日內瓦“國際器官捐獻與獲取大會”上演了歇斯底里的抗議。

    2017年末,對于國際專家訪問中國,“法輪功”似乎在挖空心思贏得更廣泛的支持者。例如,當西方政客或記者想要發表反華評論時,他們就會提到所謂的“器官活摘”,以此作為他們的論據。在這樣的圈子里繼續傳播謠言是“法輪功”現有的一個重要策略。然而,這一策略并非萬無一失。2017年10月,同情“法輪功”的媒體報道稱馬航MH370飛機墜毀悲劇與所謂的“器官活摘”有關。但這種離奇的謠言不可能幫到“法輪功”,尤其是MH370遇難者家屬迫切希望找到親人的線索,這種言論只會給他們帶來痛苦。

    真相VS“真相”

    雖然所謂的“真”是“法輪功”核心教義之一,但“講真相”概念的產生似乎只與其政治目的相關,與其說它是“法輪功”的核心內在價值,不如說是針對全球受眾精心策劃的宣傳。

    由于“法輪功”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所以他們的“研究”和“證據”通常很難達到常規大學研究人員需要達到的水平,往往經不起審查和推敲。一些西方記者和學者告訴我,他們之所以沒有對“法輪功”的“研究”結果挑毛病,是因為他們直接就將“法輪功”視為“受害者”。還有一些西方記者和大學教師也不愿意去質疑“法輪功”的所謂“真相”,因為他們擔心遭到報復,甚至攻擊。

    我對此類攻擊有過親身經歷,其他幾位研究“法輪功”的獨立學者也未能幸免。此外,大多數研究機構開展研究要求經過倫理審批程序,但“法輪功”的“研究”不受此約束?!胺ㄝ喒Α笔褂玫难芯糠椒ㄈ狈λ泄J的嚴格標準,他們在國際會議上提供的數據也不是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進行收集。

    基于“法輪功”的所謂“真相”,我與幾個“法輪功”成員進行了交談,他們于2016年8月在香港一個國際移植會議外分發《大紀元時報》,每次都說《大紀元時報》代表著“真相”。2017年,《大紀元時報》的總體目標是動員大量政治活動人士,招募境外有影響力的人士和組織來支持他們的所謂“事業”。而所謂的“器官活摘”充當了便捷、高效、極具沖擊力的工具,推動著“法輪功”事業向前發展。

    我不接受“法輪功”謠言的最后一個重要方面是,任何敢于質疑所謂“器官活摘”的人,都會自動變成所有人權活動人士的敵人、中國政府的合謀。這個邏輯簡直荒謬至極。據我所知,質疑“法輪功”“器官活摘”謠言的移植專家,或批評“法輪功”教義的宗教研究學者,都與中國政府或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政治聯系?!胺ㄝ喒Α钡倪@些謠言之所以人人唾棄,是因為它們是虛假和捏造的,而不是因為它們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或國家治理體系相沖突。

    “法輪功”的受害者

    雖然“法輪功”有意將自己定位為“受害者”,但值得探討的是,對于“法輪功”這種受害者形象的形成,其三級領導層負有主要責任。2017年9月,我遇到了前“法輪功”成員。在與這些人的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承受了來自“法輪功”領導層的高壓——即使遵守領導層的要求意味著可能違反中國法律并將受到法律制裁。

    無論“法輪功”學員對中國政府依法取締“法輪功”有何看法,但現在總部設在美國的“法輪功”領導層明確向中國境內的學員施壓,要求他們違法犯罪,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也顯然不符合個體的最佳利益?!胺ㄝ喒Α辈活檶W員們面臨法律制裁的風險,不惜代價將他們塑造成“受害者”,以達到自己的政治宣傳目的。這些二級修煉者出于對“法輪功”的盲目忠誠和奉獻參與政治活動,并相信參與政治活動有利于自己的修煉提升。然而,當學員們參與政治活動時,三級領導層卻迅速逃離了中國,在美國重新定居。到了美國,再招募新的三級領導層來領導戰略轉型,成為一個政治活躍組織。三級領導層必須對二級修煉者在中國的犯罪行為負直接責任。

    最令人擔憂的受害者群體也許是“法輪功”信徒的家庭成員。2016年,我在紐約和中國臺北與“法輪功”成員的家庭進行了私下交談,發現許多二級修煉者的成年子女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其中以失去母親居多。他們聲稱,母親將自己的愛獻給了“法輪功”,而不是自己的孩子。一些“法輪功”成員將“放下執著”的教義解釋為放棄家庭,將愛、感情和歸屬感轉向“法輪功”。

    紐約的“法輪功”組織大肆宣揚,稱與家庭脫離關系不一定是突然發生的,與其他邪教不同,它不會公開譴責家庭生活。但是成年孩子卻說,他們的母親慢慢地退出了家庭生活,導致他們失去了家庭的關愛。奇怪的是,似乎也沒有人嘗試將家庭成員納入“法輪功”修煉中。這或許是因為家庭成員被視為執著和負累。因此,與僅僅拉攏家庭成員相比,“放下執著”在修煉提升方面更有成效。另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他的“法輪功”母親拒絕與自己說話,因為母親懷疑他是同性戀(“法輪功”教義中禁止同性戀)。還有一名成年孩子報告說,她的“法輪功”母親責備她,因為她嫁給了外國人。對虔誠的“法輪功”學員來說,跨種族通婚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臺北的“法輪功”家庭成員揭示了一系列特別令人擔憂的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在“法輪功”學員拒醫拒藥——不僅是他們自己,也包括他們的孩子?!胺ㄝ喒Α本芙^醫學是眾所周知的,但拒絕為兒童提供醫療服務的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譴責。這些無辜的受害者不僅失去了家庭提供的關愛和安全,而且還可能因得不到醫療直接受到傷害。 (未完待續)

    關于作者:

     

    坎貝爾·弗雷澤博士

    坎貝爾·弗雷澤(Campbell Fraser)是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格里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商業戰略與創新系的高級講師,也是人體器官販運方面的國際權威人士。他是器官采購組織和腎臟疾病倡導組織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也是國際移植學會和器官捐贈與采購學會的活躍成員。他制定了主動打擊人體器官販運的協議,并實施了調查和報告機制,以核實此類活動的指控。他特別關注人體器官販賣與恐怖分子之間的資金往來,以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團編造所謂強迫“器官活摘”故事的新問題。他的作品經常以多種語言出現在多個國家的電視、廣播、報紙和網絡媒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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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陸華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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